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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对于胡适的上述观点，邵建在《瞧，这人一一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　〔1891—1927〕》一书中解释说：胡适的意思，不是等组织完备、锻炼已成再推行　民治，而是只有民治才能够教会民众如何实行民治，此所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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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二、国民党的会党性质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手下的粤军包围了越秀山下孙中山的总统　府。作为报复，避往永丰舰的孙中山下令向广州城内开炮。次日，孙中山方面　再行乱炮轰击广州城区。两次开炮，导致一百多名平民死亡。粤难发生，举国　惊动。6月25日，《努力》周刊第八期出版，胡适在“这一周”中写道：“本周最大　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　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　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陈炯明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护法战争期　间，他驱逐驻扎广东的云南、广西军阀，欢迎孙中山由沪返粤再建军政府。孙、陈　分裂，国民党内部指责陈炯明“犯上”、“叛逆”。胡适在《努力》周刊第十二期的　“这一周”中，批评了这种“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　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　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为什　么？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　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　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　”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激烈反对，胡适在《努力》周刊第十六期的“这一周”中　进一步批评说：“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　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

按照邵建的解释，胡适的目光很敏锐，他几乎道出了国民党作为一个现　代政党的非现代性。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江湖会盟，当它改名国民党后，在宋　教仁的整顿下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随着宋教仁不幸遇刺和“二次革命”彻　底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重新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又是一个带有　江湖性质的秘密会党，孙中山要求每一个入会者都要按指纹、宣誓，以示效忠，

历史劲流中的胡适之｜　185

以至于黄兴等人认为有辱人格而拒绝加人。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　命党”重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前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都　必须重新登记方才承认其为党员。入党仪式依然是在誓词上按指纹并到党部宣　誓，同时缴纳十元党费。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积极参与过当地的政治活动，他对　美国的柔性政党印象深刻。比如党章比较模糊，党纪松散，出人自由，没有任何　仪式，党领导也不知道该党的确实人数。因为现代政党本来就是以理念为聚合，　以选举为任务。大家理念相同便走到一起，想法变了，便自动离去。因此，一个美　国公民，今天赞成民主党的主张，大选中给民主党投了票，他就是民主党。假如　下次他把票给了共和党；他又是共和党人了。从民主党到共和党，是任何一个人　很自然的选择，压根就谈不上什么“背叛”、“悖主”和“犯上”。“在一个公开的政　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

邵建所说的“柔性政党”，其实是现代欧美国家阳光参政的议会政党。同　盟会由打天下、抢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传统秘密会党，向阳光参　政、公平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的初步转型，是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初步　完成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还比较幼稚，总体上还是　由这样的议会政党组成的，其中包括由宋教仁负责组织的国民党。关于这一　点，宋教仁在1913年2月1日《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介绍说：“以前，　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　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　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　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　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

三、以人为本的制度选择

1923年，亚东图书馆约请胡适、陈独秀分别为《科学与人生观》写序言，并　且录人了两个人相互辩论的来往书信。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常有人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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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　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　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章行严就是一直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针对陈独秀的说法，胡适提出了　严正劝诫：“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治历史的人应　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　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早在《新青年》时代，同样的劝诫已经发生过。　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陈独秀的刊头文章《吾人最后　之觉悟》，其中用“伦理的觉悟”的“最后之因”，压倒否定了章士钊在《甲寅》　杂志一再强调的“惟一的觉悟”即“政治根本之精神”：“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　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　最后觉悟。”

到了　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标题，刊登　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信以及陈独秀、胡适的“附识”。钱玄同在来信中接续的　恰恰是陈独秀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及其“根本解决”：“先生前此著论，力　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　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著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　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　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　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针对钱玄同的极端言论，胡适于1918年5月2　9日以私人信件规劝说：“中　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　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出来。若此时　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　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我的意思以为国中

历史劲流中的胡适之1　187

学者能像老兄这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实在不多；这些学者在今日但该做一点　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补救’的改良方法；不该存一个偷懒的心，^我　老实说这种主张是偷懒的主张！　^要想寻一条‘近路’。老兄以为这话有一　分道理吗？　”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继续批评想寻找“最后之因”的“根本解决”的“偷懒的主张”：“我们不去研究人　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　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洋洋地夸口道，‘我们所　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　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　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　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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