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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个人权利构成的威胁也就相应增大。

到2001年，英美监听网已成为具有自己的法律、语言及习俗的超级监听机构。

在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在太空中，都有其秘密监听装置在运行。就像当年强大的海军称霸于公海一样，如今他们的目标就是称雄于网络世界。国家安全局墙上有一块匾额，是肯尼思认。米尼汉1996年出任局长时由英国通讯总部赠送的，上面写着“庆祝50年的成功合作”的字样及一行小字“和两个英语民族间的特殊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安全局正接受对它的监听行为进行的彻底调查，这是国会于25年前举行内容详尽的听证会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大部分问题来自欧洲各国议会、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以及由美国左派和极右派组成的不同寻常的联合体。对于欧洲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怀疑国家安全局监听企业通讯信息并把商业秘密转给了欧洲公司的美国竞争对手，如：把从空中客车公司监听到的秘密转给波音公司。

对国家安全局现任及前任的数十名官员的调查表明，这个机构目前并未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即从某一公司窃取资料再把它转给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可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许这样做，因为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等其他情报客户决定着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对象。可以想象，今后它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只要总统或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秘密口授说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1990年，在乔治。布什任总统职期间，这类事情险些发生。

当时，海军中将威廉＊。斯蒂德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于1990年说：“有一种观念涉及大量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观念就是想把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企业。所以我认为至今还没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们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我认为这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进程很慢，至于将要采取哪些措施，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他还说：“要从上面下来指示，我们无权做出决定。我必须听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命令，这个问题得由他做决定。”90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经济领域，这一点从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竞争、军事问题和当今世界其他问题等方面，人们更多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

“如果把经济情报和经济竞争明确为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情报组织必然得扩大情报来源，这一直是个大问题，”斯蒂德曼说，“除了考虑地域问题之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态和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求我们留意……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我们会力所不及，没准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他补充说：“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指示我们这样做，真正的问题是首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成功地收集有关信息。其次，如何利用该信息？如果没利用价值就没有必要收集了。”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经济情报，但并没有为了工业窃密目的而监听某个公司。斯蒂德曼说：“现在国家安全局收集的世界贸易方面的信息范围非常广。

我们向商业部、财政部及国务院等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我们直接把信息提供给它们，它们形成了联邦政府内的一个情报用户。“

国家安全局不是把竞争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公司，而是受命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加强对企业界和美国经济的支持。一种途径就是努力查明外国竞争对手是否使用贿赂等非法和欺骗性手段，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合同。另一途径就是在重要贸易谈判中，向美国政府谈判人员提供更多的情报。

对于国家安全局通过监听欧洲公司来查明其欺诈手段之事，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是的，欧洲大陆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

确实，我们用电脑整理出数据……没错，欧洲朋友们，我们一直在监视你们，因为你们在行贿。与你们的美国对手比，你们产品价位高，技术上逊色，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你们花大钱向人行贿。你们的政府竟同流合污，在欧洲一些国家，行贿不用交税。

我们揭穿了你们的行径，你们也许有兴趣想了解，我们暂时还没向你们的美国竞争对手透露。我们去找你们收买的政府，并告诉其官员，我们美国人不喜欢这种腐败行为，他们就把全部或部分合同给了报出最好价格的公司，有时是美国公司，有时不是。这叫你们忐忑不安吧。有时还引起你们行贿方对受贿方提出反责，经常闹成丑闻。我们喜欢看到这种事。

在20世纪90年代，在提供有关主要国际贸易会议情报时，国家安全局表现得越来越积极。50年前，国家安全局的前身——信号情报处监听了导致联合国诞生的旧金山会议。如今，美国信号情报专家跃跃欲试打算监听另一会议。这次是在1995年6　月，与会者是美国和日本，议题是日本豪华轿车输人美国。像以往一样，为方便监听，美方谈判人员要求会议全部在美国本国进行。日本人则要在自己家进行。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会谈部分在日内瓦、部分在华盛顿进行。

双方围绕14辆日本豪华车需交纳590　万美元惩罚性关税问题展开争论。惩罚计划于6　月28日起开始生效。周日即6　月25日晚，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抵达日内瓦，开始了最后一轮会谈，目的是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通过谈判避免惩罚计划成为事实。第二天上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日内瓦湖畔的“洲际旅馆”，坎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克林顿总统“指示我来此并努力确保我们今后打开日本市场并扩大贸易，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

为帮助坎特实现目标，国家安全局一行人也早已飞抵日内瓦，目的是向美方提供他们截获的丰田和尼桑公司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而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正向日本政府施压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由于饭店的普通电话用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日方谈判人员往往不使用安全加密的电话，对窃听人员来说，这是很幸运的事。

尽管国家安全局在寻找贿赂证据并对商业会谈进行监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国家安全局是为美国公司服务。很明显，英国通讯总部也没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乔克。凯恩在英国通讯总部工作了30年，曾经是情报截获方面的负责人。198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机构管理不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然而文章尚未发表，英国政府就根据《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将其没收，使其未见天日。英国政府说：“发表这篇文章会破坏女王赋予的保密职责，而且违反《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的条例。”

在文稿被查封前，作者有幸搞到了一份复印件。尽管凯恩没有使用代码，但很显然他谈的就是爱克隆软件系统。在谈到工业间谍活动时，他写道：监听目标主要是全球注册的机构（ILC　）。每周都要处理上千条从这些机构获得的情报。情报范围广，包括外交。商业、石油供应、世界某地农作物欠收以及普通的私人电报等内容。

截获到的大量工业情报进入了英国通讯总部巨大的电脑中心的存储器。这些情报本应给英国企业带来巨大财富。可是，英国工业界无权享用这些情报，因为英国通讯总部的负责人（不是英国内阁）做过这样的决定，英国产业部门不是他们的“情报服务对象”，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产业部门为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资金。

对欧洲来说，问题不在于英美的爱克隆系统是否窃取了外国商业秘密并把它们转给欧洲的竞争者，真正的问题比这重要得多：爱克隆系统是否正在危害作为基本人权的个人隐私权。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是从空中截获而来，也许是脱离上下文，也许受到分析人员的错误解释，然后再由分析人员秘密传到世界各地的间谍机构和执法部门。

这些不准确的情报被存在国家安全局几乎是无限的电脑存储系统中，该系统能够存储5　万亿页文本，撩起来的高度有150　英里。有关美国人的情报在系统中存储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可是，有关外国公民的信息则可永久保存。这种影响旷日持久，伴人终生。永远没有人告诉他，他是怎样上黑名单的，是谁把他列进去的，为什么他没得到某个合同，也许还有更糟的事。

国家安全局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条有关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埃及移民纳塞尔。艾哈迈德的情报。这条秘密情报造成他银挡入狱，他被剥夺了保释的权利，在单独关押了三年多以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律师阿布了。贾巴拉也曾经是被国家安全局监视的无辜人员。贾巴拉几年来费尽周折，也没有弄清楚“秘密证据”的内容是什么，从何而来，美国又是如何搞到的。在这个荒诞神秘的世界里，他无法进行反诉，他不知道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因为对他的指控都是秘密的。由于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司法部最后下令透露一些情报，艾哈迈德才得以成功地提出反诉并最终获得自由。1999年8　月，一名法官写道：“由于对政府的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些秘密证据“不再可信，不能由此认定艾哈迈德是危险人物那时，还有二十多人因”秘密证据“而被指控。几个月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决：不论是不是美国公民，凡是根据”秘密证据“拘捕他们，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如果不进行限制，英美全球监听网就会变成电子世界的秘密警察组织，在这里没有法庭、没有陪审团，也没有辩护权。

国家安全局是否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一直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该机构的过去不太光彩，不仅因为其所作所为，而且还因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在60年代后期，国家安全局无法无天，领导人着迷于秘密活动和自己手中的权力。那时，路易斯。

托德拉已担任了10年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把死水一潭的机构变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最神秘的情报组织，在这一行从来没人这么长时间掌握过如此大的权力。美国其他高级官员像寻光的飞蛾一样寻求公众瞩目，而托德拉则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托德拉的世界一片黑暗，他本人都感到迷茫，再也分不清谁是美国人，谁是外国敌人，分不清公开的法制政府与隐秘的残暴政府。由于只有耳朵没有眼睛，托德拉正把他的机构和他的祖国引向万丈深渊。

因此，1967年秋天当美国军方开始要求对美国公民和一些组织进行监听时，该机构盲目地服从了。当时，军方担心民众为抗议越南战争而组织大规模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活动。军方官员列出了抗议者的名单，要求国家安全局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等纷纷效仿。民歌手琼。贝兹被视为危险人物并被列人监视名单，被列人监视名单的还有著名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女演员简。芳达、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等。如同荒芜的土地野草丛生，黑名单日益膨胀，涉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与名单上的监视对象有关系的人也成了监视目标。

这个计划于1969年7　月1　日得到了上级的批文和代码“光塔”后，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批文上写着：“光塔情报具体包括个人或组织的通讯信息，范围涉及民众骚乱、反战活动、示威和参与反战活动的军事人员。”光塔计划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使得国家安全局不参与不合法的监听活动。批文说：“尽管光塔情报可以作为信息情报处理并发给信息情报用户，但它与国家安全局是两码事。”

弗兰克。雷文负责监视非共产党分子的G　组，得知突然转向国内窃听，他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有一回，组织让他对一个美国人进行监听，他提出了抗议。“我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样做合不合宪法，我们该不该这样做，”他说，“他们告诉我：你不能提反对意见，这是最高层人物的意思。”他还说，对有些目标进行监视完全就是一种“愚蠢”的做法。雷文回忆说：“约。埃德加。胡佛要求你对美国所有贵格派教徒进行全面监视，而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贵格派教徒，他还是美国总统，这件事太可笑了。”显然，胡佛认为该宗教组织向东南亚运送食物及其他物品。

自1969年11月就职以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发动了一场有两条战线的战争：一条在东南亚对付北越，另一条在国内对付越来越多的反战分子。他深信国外势力在资助反战运动，便于1970年6　月5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当时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汤姆。查理斯。休斯顿也出席了会议。休斯顿当时30岁，是印第安纳州人，曾是帕特。布坎南的研究与写作班子的一员。这位退役不久的陆军情报军官、律师、白宫的年轻顾问被指定为出面处理这个问题的负责人。

那天（周五）下午，尼克松对他的那些间谍头头们说：“根据我对白宫收到的情报的分析，我深信我们的情报部门正在收集与这些激进组织的活动有关的情报，但召前投人的人力物力还不够。”据国防情报局唐纳德w。贝内特中将说：“总统考虑了我们考虑过的问题。”

在米德堡，托德拉认为这次政策上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局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他终于能够调转众多的天线来监听蒙在鼓里的美国老百姓了。在收到一份由盖勒签署的题为“国家安全局国内情报汇编”的“绝密”备忘录后，休斯顿起草了一份文件并经总统签字批准。该文件授权国家安全局“使用国际监听设备对美国公民的通讯进行监听”。不需任何理由和原因，就可对任何人的国际电话、电报进行监听和处理。这个文件当时被称为休斯顿方案。文件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能力监听国际通讯。国家安全局正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这一工作，而且它提供的情报很有用，其中很多内容对白宫特别有用。”文件还解除了对其他情报机构的一些限制。

如果说托德拉办公室一片欢欣鼓舞，那联邦调查局则是怒气冲冲。约。埃德加。

胡佛读到文件后“怒气冲天”。托德拉早就提醒过盖勒：在国内情报方面，没人能跟胡佛较量。胡佛这位法律界的老手认为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行为对他独霸的领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胡佛一反他一贯倡导公民自由的性格，冲进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办公室，要求收回成命。米切尔同意了，他说，备忘录中所说的那些违法行为不可能是总统的政策。米切尔最终说服了尼克松取消那项方案。尼克松总统在签署文件后的第五天，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国家安全局，托德拉和盖勒对胡佛的抗议行为和取消休斯顿方案的做法十分恼火。不管怎么说，他们多年来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一直在搞国内情报。他们认为仅仅因为总统收回成命就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受国家安全局监视的美国人越来越多。

休斯顿接到通知，国内安全事务将由白宫的一位新助手接管，休斯顿自己将成为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后来，他见到了这位新上司——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司法部长米切尔手下工作过，几天前才调到白宫。迪安把休斯顿方案扔进了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锁上了密码锁。

三年以后，这个休斯顿方案就像林中的死尸还魂一样，使尼克松不得安宁。当时，水门事件已使他的总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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