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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节挥斥方遒130（第1页）

后世稍知明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朝好像很穷，一直都很穷，从头穷到尾，历代皇帝想要办大事都会在财力上捉襟见肘。明朝真的穷吗？真的穷，朝廷穷，老百姓也穷，那么，堂堂大明朝的钱去哪里了？答案是：去权贵官商们的私人腰包里了。

话说明朝末年，在明朝即将灭亡时，崇祯皇帝因为国库里没钱，不得不求助于他的文武百官，希望文武百官能为国家捐出一点钱支援国家，结果那些官员个个都摆出大清官的嘴脸，捶胸顿足地发誓自己从官以来清廉如水，家里根本就没有一分余钱，崇祯帝因此而无可奈何，最终，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明朝灭亡，大批明廷官员落入农民军手里——这些明廷官员不一定是被抓的，大部分是故意等着农民军打进来，束手就擒，主动当俘虏，从而投降归顺，他们认为李自成将会建立新朝，他们可以投效新朝，在新朝里获得官职继续当官老爷，没想到这帮农民不按常理出牌——李自成部下大将刘宗敏对这些官员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们把家里私藏的银子吐出来，这些在崇祯帝面前“两袖清风”的官员在大刑伺候下足足吐出来7000多万两白银，考虑到流失的银两和被农民军将领官兵们私吞私藏的银两，那么，光是北京一带的明廷权贵官商们就占有不少于1亿两白银的巨额财富，而当时明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万两白银左右。

是的，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就是这么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

明朝中后期时，华夏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已经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明朝的商业税却低得可怜，仅为三十税一的比例。这么低的商业税，放在明初百业待兴时期是利大于弊的，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放在明朝中后期，这明显太低太低，导致本该属于国家的大量财富流入了私人腰包。不仅如此，明朝的商业税表面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存在着非常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明朝、汉朝，都是华夏古代封建王朝，但它们真的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思想传统，他仍然是以千年前的老模式制定明朝的税赋国策，他严厉地“重农抑商”，因为商业被严重压制，加上轻视商业，所以没对商业征收较高的税赋，过了二百年，明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商业日益红火发达，但明政府还刻舟求剑地以二百年前的标准向商人们征收那点少得堪称隔靴搔痒的商业税，这是明朝税赋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的一大恶果，导致明政府白白地损失了惊人的税收。

在征收商业税这件大事上，不妨把明朝下一个朝代即清朝拿出来与明朝进行对比。

华夏自古以来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盐铁税、酒税、市税、关税等，没有真正的商业税，因为几千年来，华夏的商业虽然一直在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体系，朝廷自然没有产生征收商业税的意识，直到明朝中后期时，华夏的商业正式地发展到一个非常繁荣的新高度，具有了收税的价值，但明政府因为各方面原因而没有随之开辟商业税，明朝灭亡后，清朝建立，清政府继承了明政府各方面的体系，明朝的商业在进入清朝后发展得更繁荣发达，但清政府因为明政府没有商业税，所以也没有商业税，使得清朝的商人们也因为拥有“免税”这个巨大的优势而得天独厚、富得流油。

清朝后期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攻势犹如燎原野火，每打下一座城市都能在当地商人们身上搜刮到极其丰厚的油水，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国陷入长达十四年的内战。打仗，是最烧钱的行为，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足足耗费了约1.7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当时一年财政收入不过五六千万两白银，为此，清政府国库严重亏损，加上“交税大户”江南地区的沦陷和京杭大运河的停顿，清政府财政完全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枯竭地步，继续这样下去，清政府就算不在战场上输掉战争，也会耗尽国库而崩溃。为筹集银子，咸丰皇帝绞尽脑汁、焦头烂额，如果加大税收，必然导致民怨沸腾继而激起更多民变，形成一个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最终，一个叫钱江的人解决了这个几乎要了清政府性命的大难题，他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他开创了华夏的商业税。

钱江认识到，不只是农民可以向朝廷提供税收，商人也可以并且商人能提供更多，于是，他创立了厘金制度也叫厘金制、厘金税、厘捐，在水陆交通要道处设下收税关卡，按照货物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业税——一厘即一钱的百分之一——此法操作简单，收效很快。正苦苦发愁缺银子的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大喜，下令在全国进行推广。从此，华夏有了真正的商业税。商业税与农业税、盐税、海关税成为清政府的四大税收，一直收到清朝灭亡，该税让清政府每年增加了上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并且每年不断递增，清朝灭亡前，该税已达到每年四五千万两。本来财力濒临油尽灯枯的清政府能有财力剿灭太平天国和对外赔款，都离不开这个商业税。

清政府能靠征收商业税让国家财政起死回生，明政府当然也可以。

只是，明政府想要征收商业税，就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一样困难重重，那些超级大地主都不是好惹的，个个都有深厚的背景，与之类似，那些大商人也都不是好惹的，也个个都有深厚的背景，明朝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势力，朝堂上的那些王公大臣正是这些大商人的幕后老板，想要撬动他们的切身利益，实在太难太难。于是，明朝末年时，农民因为土地兼并问题而穷困潦倒，商人富可敌国，但明政府却又无法跟商人们收税，财政吃紧的明政府只得一次次加大跟农民收的农业税，让农民们根本活不下去，最终酿成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与商业税一样的还有矿税。明朝初期就已经有矿税，但当时的矿税主要是对一些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后期面对庞大的军费开销，万历帝全面开辟了矿税，这是早晚的事，此时提出来，正中他的下怀。朝廷征收矿税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这方面可以以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作为反面教材。比如，矿业大多被权贵把持，征收矿税的矿监们对矿业并不了解，都是外行人，同时又以各种名义在地方作威作福、损公肥私，可谓祸国殃民，对朝廷的财政补益也不显著，最终弄得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夏华等人在向万历帝进言征收矿税时需要注意循序渐进的步骤，先从一个地方开始试点，慢慢地推广开，逐步地将税收成果和安稳局面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堵住反对者们的嘴巴，收税人员应是官府专业人员，而不是由万历帝随意指定亲信负责，再委派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员进行监督。矿税收入属于公器，应归入朝廷的国库，而不是进入皇帝的内库私囊，甚至在进入内库前还被榷税使中饱私囊。

东南学子们来自东南，来自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他们是绝不敢主动提起对他们家乡征收商业税的，提了，一旦被家乡人知道他们这么“大义灭亲”，他们以后在家乡还有立足之地吗？再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本就是商业无税的受益者，岂会愿意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

东南学子们不敢提、不愿提商业税，夏华这种西南学子则毫无顾忌地大提特提，这正是他们实现在会试考场上对东南学子们“弯道超车”的杀手锏之一。

夏华几人不但对东南“赶尽杀绝”，对他们老家西南也没放过，因为他们在考卷里大义凛然地坚定主张“对西南地区进行全面的改土归流”。

何为改土归流？就是彻底地废除西南地区延续上千年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朝廷委派流动官员对其实施直接统治，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

这套政策在明朝时已有，但规模很小、程度不深，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成祖在位时对贵州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改革，第二次就是万历帝在位时爆发播州之役后对播州地区进行了改革，都未彻底根除西南的土司制度。真正大刀阔斧地将其全面付诸行动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这是雍正帝的一大政绩，也是他对华夏的一大贡献。因为实行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叛乱因素大大减少了，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力度大大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经济、交通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程度得以日新月异，华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了重大的巩固。

阐述改土归流，夏华几人相比东南学子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就来自西南，卢泰就是土司的儿子，他们对土司制度的现状和弊端实在太了解、太清楚了，如何改土归流，他们也有着非常全面、非常符合实际、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