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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　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他，说是磋商　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　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　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　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陚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　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他就编印了《中国历代　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认真、踏实、　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　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　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　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　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　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　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　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　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　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　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　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　“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鳄　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　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　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一一

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盾鼻集》序）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焊远　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　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　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

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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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　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　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　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　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

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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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

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　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　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

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　也不无见地。

蔡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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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　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　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　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　何能退！　”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　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　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　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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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胜利在望，他▲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　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　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　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　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　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　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　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　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　壮快也。”（1916年5月16日给妻子的信）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　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　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　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　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　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　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　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　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

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　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　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　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　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核心就是为四　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　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　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绝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　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　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　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轉　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　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　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　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　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　史中，只有他拿着枪用行动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　民争人格”。

蔡锷：『为国民爭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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